日期：2026-09-07 10:14:21
当地时间8月25日，美国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多莉·帕顿离世，一场罕见的国家级悼念随之展开：全美降半旗一周以示哀悼，国会两党议员集体发文缅怀。然而，相比这份美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艺人殊荣，更耐人寻味的是舆论场的撕裂：同一个人，同一份艺术遗产，却被美国红蓝两派赋予了完全对立的政治意义。
多莉·帕顿一生都在刻意回避党派站队，但她所代表的美国乡村音乐，早已褪去纯粹的民间歌谣属性，沦为两党竞相争夺的党派符号。
从平民乡谣到政治图腾
要读懂美国的阶层对立与政治撕裂，不一定非要紧盯国会辩论与大选闹剧，从乡村音乐的百年流变便可窥见一斑。如今被共和党保守派视作专属文化图腾的乡村音乐，并非为政治而生，而是阿巴拉契亚山区底层民众的生存独白。它诞生于美国南方贫瘠的山野乡间，脱胎于白人劳工、山区贫民的口头歌谣，曲调质朴，歌词直白，通篇都在书写底层民众的劳作艰辛、家庭羁绊与乡土执念，是完全扎根民间、无关政治的平民艺术。
如果一定要为乡村音乐划分色系，那么在20世纪中期以前，它更倾向美国民主党南方选民的文化圈层，是工薪阶层的情感载体，从未与保守右翼深度绑定。彼时的纳什维尔尚未形成垄断性的音乐产业体系，乡村音乐没有统一的价值标签，既承载普通人的生活疾苦，也暗含对社会现实的朴素反思，形成了乡村乐坛绵延数十年的“隐性社会批判”传统。
在这样的传统中，涌现出两代极具代表性的标杆艺人：传奇歌手约翰尼·卡什被誉为“乡村音乐的良心”，他一生扎根底层叙事，多次在作品中反思社会不公、同情弱势群体，公开为底层劳工、边缘群体发声，打破了乡村音乐的乡土局限；洛雷塔·林恩则率先突破性别桎梏，在男性主导的乡村乐坛写下大量女性视角的作品，直面乡村女性的婚姻困境和生存压力，开启了乡村音乐的女性觉醒叙事。
变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方战略，乡村音乐的政治化转型由此开启。随着民权运动兴起、社会思潮分化，共和党为争夺南方白人选民，开始系统性挪用、改造乡村音乐的文化内核，将原本平民化、无党派的乡土艺术，逐步塑造成保守白人的身份图腾。从乔治·华莱士的竞选造势，到尼克松的连任竞选，乡村音乐频繁现身右翼政治活动，被不断绑定乡土传统、反激进变革的价值标签，逐步完成从“民间歌谣”到“党派符号”的蜕变。
与此同时，伴随着产业规模化发展，纳什维尔也彻底掌控了乡村音乐行业话语权。随之固化的还有更深层的行业偏见：现代乡村音乐产业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系统性的种族遮蔽。唱片公司早年将音乐粗暴划分为“白人音乐”与“黑人音乐”，长期漠视、抹杀非裔创作者对乡村音乐的贡献。而事实上，无论在吉他编曲、节奏韵律还是叙事范式上，乡村音乐都大量吸收了非裔美国人的蓝调、民谣元素。许多非裔音乐人默默夯实了乡村音乐的艺术根基，却长期被主流产业除名、隐身、边缘化。这种种族遮蔽让乡村音乐从产业根源上绑定了白人保守圈层的身份属性，也为后续的意识形态对立埋下伏笔。
红蓝兼容的多莉·帕顿
多莉·帕顿的横空出世，恰好处于乡村音乐从平民艺术向政治工具转变的节点，也造就了她独一无二、红蓝兼容的双面艺术人格。在六十年的演艺生涯中，多莉·帕顿始终游走于两套截然不同的文化场域之间：一边是纳什维尔乡村音乐保守大本营，一边是好莱坞多元开放的流行圈。
1946年，多莉·帕顿出生在田纳西东部山区一户极度贫困的白人家庭，家中十二个孩子，童年缺衣少食，《多彩的外套》记录的正是她穿着碎布缝制外衣的少年记忆。十几岁奔赴纳什维尔闯荡，彼时的乡村乐坛牢牢掌握在白人男性手中，女性创作者空间狭小。她写下《Jolene》《我将永远爱你》，又凭借电影主题曲《朝九晚五》打入流行乐坛。她牢牢攥住自己作品版权，拒绝唱片公司对女性创作者的压榨；她在家乡打造多莉山主题乐园，为经济凋敝的山区创造诸多就业岗位；她创办“想象力图书馆”慈善项目，向全球弱势儿童送出超3亿册绘本，把童年物质匮乏的遗憾转化成对下一代的馈赠。
外表上，她以华美的造型、艳丽的浓妆、璀璨的服饰被大众熟知，但剥开浮华外壳，她的创作扎根乡土普通人的命运：工厂女工的职场困境、底层女性的爱恨挣扎、乡村社区的家庭伦理，构成其作品恒久的底色。在美国社会不断撕裂的今天，多莉·帕顿身上最奇妙的现象，就是不同圈层、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各取所需地爱上同一个文化符号。
红州保守派从她身上看见熟悉的影子：出身南方乡村，虔诚的宗教信仰，重视家庭婚姻，热爱故土乡土，奋斗改变命运的所谓“美国梦叙事”，完全契合保守派所珍视的传统价值观。城市自由派则读出另一重文本：电影与同名歌曲《朝九晚五》，犀利描摹办公室女性遭受的职场盘剥、同工不同酬的现实，成为女性劳工运动的文化符号；《只因我是女人》直面性别双重标准，批判社会对女性道德的苛责。少数族裔群体同样能够共情她歌词里的苦难叙事：阿巴拉契亚白人贫困、被主流社会忽视的处境，与少数族裔遭受的边缘体验形成共鸣，大量非白人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并不熟悉美国南方乡村历史，却从她的歌声里读懂生存的挣扎与希望。
不难发现，美国社会不同群体对多莉·帕顿的解读并不完全重合，但她从不强迫任何人接受某个单一版本的自己。她没有把自我改造成为某一派别的旗帜，而是将普通人的生活体验，置于意识形态标签之上。民调显示，她在共和党选民与民主党选民当中好感度双双居高，这种跨党派的接受度，在美国当下的公众人物中几乎是孤例。
流媒体时代的站队困局
随着流媒体时代的到来，纳什维尔日渐沦为美国意识形态厮杀的前沿阵地，乡土音乐圈层彻底分裂为进步、保守两大对立阵营，艺人被迫选边站队，多莉式的中间道路已不复存在。
把多莉的处境和新生代明星泰勒·斯威夫特对照，便能看到时代发生的巨变。同样从纳什维尔乡村音乐起步，再跨入流行音乐领域，泰勒拥有庞大国民基础，却无法复制多莉的跨阵营共识。泰勒·斯威夫特公开介入选举，为民主党候选人站台之后，被迅速卷入文化战争的漩涡。她成为支持民主党的年轻人的精神符号，同时也被右翼阵营持续攻击。右翼媒体不断炮制围绕她的各种阴谋论，甚至出现“她是政府特工” 的荒诞说法；特朗普竞选团队一边未经许可盗用她的歌曲造势，一边公开对其进行抨击；她的版权团队不得不正式下达禁令，禁止特朗普关联账号使用她全部音乐作品。
无独有偶，玛伦·莫里斯因长期公开表达左翼立场，多次在社交平台批评特朗普阵营选民的保守认知，主动解构乡村音乐“白人正统”的固化标签，一系列举动让她收获城市自由派、少数族裔受众的广泛认可，却彻底触怒红州核心乡村受众。扎克·布莱恩去年10月曾陷入舆论漩涡的新作《坏消息》直接聚焦移民权益，歌词直指边境执法争议，批判当下美国社会的撕裂与偏见，鲜明的政治表达让他迅速成为年轻听众的精神符号，却被右翼媒体贴上“颠覆传统乡村精神”的标签，在保守乡村圈层遭遇大规模抵制。
与之相对，保守派新生代艺人主动绑定右翼立场换取红州基本盘，以乡土符号站队党派阵营。老牌新生代乡村巨星杰森·阿尔丁长期公开力挺特朗普与共和党保守理念，频繁亮相右翼主题音乐节与竞选相关活动，其作品大量堆砌乡村、枪械、本土秩序等保守派核心符号，主打“守护南方传统、捍卫本土价值”的叙事，精准服务红州选民的情感与政治认同。
凡此种种，正是当代美国公众人物的集体困境：几乎所有拥有国民级影响力的名人，都被舆论裹挟着必须明确站队。一旦在重大社会议题上保持沉默，就会遭左翼指责“回避正义”；一旦公开表态，又立刻被对立阵营全盘否定。人物不再作为完整的人被看待，而被简化成意识形态符号——只要你做出立场选择，就必然要承受另一半社会的敌意。
流行文化沦为对抗战场
多莉·帕顿离去之后，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美国社会面前：后多莉时代，还能不能诞生新的跨阵营文化粘合剂？
很多人把多莉的成功简单归结为性格温和、待人友善。但翻阅她数十年的言行记录可以看到，这并非一味妥协的老好人哲学，而是一套清醒、审慎、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生存策略。她曾经直白坦言：“我拥有同样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粉丝，我不想惹恼他们当中任何一方，所以我不玩政治游戏。”她多次拒绝政府授予的勋章，无论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政府，以避免自己被任何一届政府征用为营销道具。
但“不参与政党博弈”不等同于对社会苦难视而不见。她支持性别平等、支持少数群体权益，投入海量资源做教育慈善，可她极少把议题上升到宏大意识形态论战。她习惯把关怀落实到具体的人、具体的项目，而不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口号式的身份政治表演。同时拥有进步底色，又拒绝党派化动员。但多莉·帕顿这套“非政治化的公共善意”策略能够生效有特定的时代条件，放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下几乎难以复刻。
回头看，多莉的事业崛起于上世纪六七十至九十年代，那个时代社交媒体尚未统治公共舆论，文化战争没有渗透日常生活的每一处角落。公众人物可以把作品、人格和党派立场做适度切割，听众可以欣赏歌曲，不必追问艺人每一个政治观点。数字时代彻底改写了这套规则。社交媒体把所有私人言行放大为公共文本，人们习惯用立场标签去丈量一切文化产品。公众人物的一句旧采访、一条社交动态，都可以被截取出来进行党派解读。公众不再满足于欣赏作品，而要求偶像在所有社会议题上交出标准答案。在这样的舆论生态下，想要维持多莉式的“开放性符号”，代价变得无比高昂。
跳出美国，放眼西方，公众偶像被迫极化，中立型大众文化符号不断消逝，是近年西方多国共同趋势。在英国，不少知名演员、音乐人一旦就移民、性别议题公开发声，就会遭到一方群体热烈追捧，另一方群体猛烈抵制。在部分南欧国家，流行歌手被绑定左右翼政党叙事，文化作品被拿来做政治动员。互联网信息茧房不断加固，不同群体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宇宙，大家越来越难共享同一套文化偶像。
社会学界关于西方情感极化的研究提到，过去社会存在一部分“重叠共识空间”，文化、体育、音乐可以成为超越政见的共同语言。而身份政治兴起之后，几乎所有公共领域都被卷入敌我分明的文化战争，原本用来凝聚大众的流行文化，反过来变成阵营对抗的战场。人们欣赏一个文艺作品，首先判断“它属于哪一边”，其次才能感受作品本身带来的感动。能够跨越意识形态鸿沟、被整个社会共同珍视的文化符号，正在持续萎缩。
多莉的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时代土壤的产物，但土壤本身已经发生改变。今天的美国显然不缺少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也不缺少能够打动某一部分群体的巨星，但是很难再出现一个如同多莉一样，被红蓝两端共同接纳的国民符号。降半旗的仪式终将落幕，社交媒体悼念浪潮也会慢慢褪去，但多莉留下的追问会长久留存：当文化被意识形态切割，美国还剩下什么，能够把分散的社会重新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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